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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微凉:手艺的漂泊

回不去了,我那并不自由的行魂

 
 
 

日志

 
 
关于我

单士兵,生于上世纪70年代后,江苏淮安人,做过高中语文教师,后供职于南京、长沙、重庆等地媒体。 本博客皆为个人原创文章,保留版权,转载请告知。 电子邮箱:mysoldier@vip.sohu.net QQ:89627547(工作事宜,闲聊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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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篇2011年选文章  

2012-02-17 09:35: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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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到四个版本2011年杂文年选,里面都选有我文章,都是我在《晶报》的专栏,其中《跨出厚厚的大红门》被两家年选收录。这文章,其实很不热闹,不过也确是我自己有点感觉的文章。去年还有一篇文章,被刊物转载最多,是关于“北大会商学生”那篇,《博文》、《美文》杂志选过,好像还有时评年选说要用,不过我没看过书。仔细又看一下这几篇拙文,觉得可以修补的地方太多。2012年,应写得更认真点。

通往文化的峡谷

                          单士兵

  有一些地方,像是精神的故里,总让人内心牵念,觉得到那里,可以找到某种情感的呼应。于是,很想去。但去了,又会有失望。

  前两天,看到马家辉的一篇文章,标题叫“我的南京,几乎一无所有!”读完后,我知道,南京的历史痕迹没能在他心中荡起多少回声,成为他远行的憾事。当然,遗憾不只属于行者,还有脚下的大地。

  “行走上海  追寻文明的记忆”,这是最近上海博物馆推出的活动,他们请沪上知名学者“行走上海”,沿苏州河摸索上海的血脉筋骨,或到南京西路寻找张爱玲眼中风景……这些活动意义很明白,不能寻找到文化碎片,再繁华的城市,也可能是人们精神上的暗影。

  幸好,南京总统府门前经历岁月风雨的石狮子还在,上海也还有能够走进张爱玲文化心灵的陈子善先生。但有些地方,一些有形的与无形的文化依存,却注定是找不回来了。

  比如,三峡。

  三峡永远值得记忆与叙述。它不只是重庆的,或者湖北的。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文化的三峡,属于全人类。

  就在前两天,国务院明确做出要求,应对三峡工程的不利影响。我注意到,这些影响,主要指向长江中下游的航运、灌溉、供水等等问题。那一刻,我内心牵挂的,还有三峡的文化。

  “两千多年的城市,一直在这儿好好的,没想到说淹了就淹了……”这是贾樟柯《三峡好人》中的肺腑之言。我曾经有几回在夜深时看这部影片,看完后,内心总有一种难言的空荡,觉得像是丢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想必也是前面说的“精神故里”吧。这不只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整个世界。有些东西坍塌了,还有废墟,还可以到里面刨挖出前时的碎砖片瓦。然而,太多属于三峡的东西,却并不是倒塌,而是被彻底掩埋,永远无法寻找回来,像是从来不曾在这个世界存在过。

  我去三峡,无法为“高峡出平湖”的时代伟绩感动;我到三峡博物馆,也还是无法感受到历史与文化的复活。尽管现在三峡依旧雄奇,博物馆也非常雄伟。文化就是这样的,它一旦浸入内心,就算树起再过高大的建筑,也压不下原来的高度。

  我曾在2009年《瞭望》杂志上,读过一组叫“未竟的三峡”报道,其中一些浮沉于历史江河的人物,深深地感动了我。比如,那位反对三峡工程的黄万里先生。科学的三峡我不懂,但更关心文化的三峡。我坚信,三峡文化绝不只属于李白去远的轻捷与潇洒,也并不停留在《白帝托孤》的苍凉与悲情,它同样还属于黄万里在历史风口浪尖上的独立身姿。

  从历史到现在,到底有多少文化,都沉入了深深的峡谷中呢?不去拨开历史沉厚的烟尘了,现实功利的推土机,不正在拆除一座座文化建筑吗?北京的故宫在商业洪流裹挟下,也冲进了文化的峡谷。更多的是,在权力与利益冲决之下,还有多少文化在以独立与自由姿态勇武的存在呢?如果说,通往文化的峡谷,是文明与野蛮博弈必须经历的行程,那么,谁又能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到底要支付多少永久毁损的代价?

  不由也想起唐德刚的“历史三峡”之说了。他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中国要转型成功需要两百年,即从1840年到2040年。他把这样转型期称为“历史三峡”。这些年,从政治、社会角度阐述如何走出“历史三峡”的思考有很多,有的路径与前景铺陈得很清晰。而我以为,如何穿过“文化的三峡”,其实更有探寻的深度。

  有多少精神故里,有多少文化灵魂,现在摸不着,感受不到,让人们很焦虑,很痛苦,费尽心力的寻找,到最后,却是一无所有,甚至怀疑从来不曾存在,其实,它们就是掉进了文化的峡谷。曼德尔施塔姆说,“天空中翱翔着一只苍鹰,它的哀鸣刺痛了峡谷的心”。

  现在,我们通往文化的峡谷,到底如何拒绝沉陷,来实现成功穿越?

2012年02月17日 - 单士兵 - 大地微凉:手艺的漂泊

 
(《2011中国杂文年选》, 鄢烈山主编,花城出版社)

跨出厚厚的大红门

                           单士兵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承载着太多的历史记忆。一扇大红门被轻轻推开后,历史尘烟扑面而来,夹杂着太多岁月的隐秘往事。要让长久处于那种历史文化浸润之下的人们彻底从胡同深处走出来,他们心灵一定要比步履更加沉重。

  7月21日,洪晃在微博宣布,“今天终于把史家胡同51号还给外交部了,彻底退出中国的特权阶层。值得庆祝一下。”至此,洪晃与外交部的“史家胡同51号”之争终有定论,洪晃将在15天时间内搬离。作为章士钊的外孙女,章含之的女儿,乔冠华的继女,文化人洪晃的告别胡同,有惯常的讽刺调侃,却也掩不住难以割舍的依恋。(据7月22日《新京报》)

  “史家胡同51号”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存在,是因为几位主人身上的荣辱,可以作为透视历史的一个重要切口。历史不会永远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今天人们看待章士钊先生,也多懂得了从鲁迅当年的指责中走出来,不再轻易掉入误读泥潭。当年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与章士钊之女章含之结婚后就曾住在史家胡同51号,有太多的政治风云与家世情缘也被这个四合院记忆,即使人们永远无法全部读懂,但里面的一草一木都深深明白。

  有些历史文化其实从来就不只是属于哪个部门或者某个人,而是属于未来,以及所有人。史家胡同51号也应如此。早在2009年章含之过世不久,拥有史家胡同51号院产权的外交部就连续三次通知洪晃搬出去,后来洪晃要求外交部支付该院30年的维修费,经历一段漫长争议之后,现在洪晃终于彻底告别胡同。在我看来,不再对特权恋恋不舍,跨出厚厚的红大门,真正回归精神人格的独立,这本身就是最珍贵的文化理性。

  我读过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知道史家胡同51号的历史重量。其实,她在书中也曾这样写道,“我一直想的是这大红门,是从门外跨进来,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揭示这院中曾经生活过的人们的悲欢离合。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匆匆逃离昨日的残梦时,我却猛然醒悟也许这大红门也应当是从里面往外跨出去。我也许应当把自己的情感跨出这大红门,寻找新的生活起点,那时再回头看这两扇大红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呢?”在我看来,这种在“跨进”与“跨出”之间精神徘徊,取舍选择的其实远不止于个体情感,还有权力依附与精神自由。

  现在洪晃以“彻底退出中国的特权阶层”的宣号,来表达回归公民的身份独立的自豪,对于文化价值的引领,确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因为过于攀附权力的文化必然腐化变异。在今天,文化与权力过度亲密制造的精神沦陷与人格沦丧,已经足以引起警惕。一些所谓的文化人凭着官方身份,手持权力执照,任意剥夺别人的话语权。而这样人最终也势必会招致文化的彻底抛弃。曾经向权力表达过亲密媚语的余秋雨、王兆山等人遭遇的民意炮轰,就是最生动的例子。

  特权包裹的不平等,这与文化的自由平等精神是严重相悖的。不仅作为个体文化人应该清醒懂得,在权力与文化之间,应该保持着理性的距离,而且任何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最终的存在,也应该是归属于文化本身的。史家胡同51号现在被外交部收回了,但是这种收回也只应该停留在物权的状态,而不是文化。诚如洪晃所说,“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我的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

  汪曾祺曾说,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其实说得也是文化最终也必须真正走向开放。现在,洪晃跨出厚厚的大红门,史家胡同51号仍在。只是,希望那扇厚厚的大红门,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永远也不要关上,能让更多人真正走进去,从那些历史旧事中找到自己独立的文化判断。

2012年02月17日 - 单士兵 - 大地微凉:手艺的漂泊
 
2012年02月17日 - 单士兵 - 大地微凉:手艺的漂泊
 

 

  (《2011年中国杂文精选》,向继东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同时入选《2011中国最佳杂文》,王乾荣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逃回北上广背后的“文化围城”

                             单士兵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人的人想逃出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大多被用来诠释婚姻。婚姻是无限复杂悬疑的事,不过,婚姻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难想象,人生很多时候更难逃出“围城”困境。

  最近,年轻人“逃回北上广”的现象,就展示了人生“围城”的无奈。此前,很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面对高昂的房价压力,面对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选择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打拼。没想到的是,他们往往回到家乡后又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在事业上往往会遭遇“拼爹失败”的挫折,最后被迫又返回北上广。

  在逃离与返回之间,年轻人那颗被折腾心,始终不曾有幸福的安宁。到底何处才是安放人生的地方呢?在家乡“拼爹”,很难,复归北上广做“蚁族”,又很苦。来来往往,对故乡与远方来说,很多年轻人都是陌生人,没有心之安处。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的人生,正面临着无处可逃的窘境。

  以市场公平的视角,是容易解释这种困境生成原因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这么多年,的确让北上广这样大城市为年轻人提供了相对公平发展空间。在这样的大城市,只要你有真本事,努力认真,真不至于混不到一口饭吃,而且很有机会走进向上流动的通道。这样的人生发展环境,在很多二三线城市,经常又是稀缺的。想想很多地方经常出现的“萝卜”招聘与“拼爹”游戏,很多年轻人一定会伤了“报效故乡”的心。

  不过,对于年轻人的逃离与复归,也不能仅仅围绕市场视角来算经济账。要我说,有些经济账算到最后,也只能是糊涂账。所有人生追求,说到底,也都是为了幸福。也许有人会说,有钱才有幸福,没钱哪来幸福。在金钱成为普遍信仰的今天,这话听上去绝对有道理。但是,谁又能否定,幸福本质是内心的一种情感文化体验?让很多已经习惯了大城市文化环境的人们回到落后封闭的故乡,纵然是在四角天空里整天锦衣玉食,恐怕他们内心幸福指数也未必能高到哪里去。

  在今天,绝不要轻视文化对内心的穿透力。文化对人们心灵占据力量,现在经常低估了。不妨就以“婚姻围城”为例,今天的离婚率持续走高,也绝不仅是利益原因。人与人之间的文化情趣偏差,文化价值溃散,其实才是让哪怕身边最近的人,心灵也容易发散到彼此无法聚拢的地方。面对人们之间的文化价值断裂,个体太无力了。人与人之间如此,由特定人群集聚的地域之间,也同样会形成巨大的文化环境差异。

  很多逃离北上广的人们回到家乡,觉得办事艰难,一些地方官员市侩嘴脸让人难以接受。这当然可以以官场体制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但是,也不要绕开特定环境的文化。我以前在故乡那个小城市工作生活,发现很多工作都是要转移到晚上的酒桌、麻将桌以及洗浴中心来完成的。如果不能真正融入那种艳俗生活,也就无法具备那种环境需要的“工作能力”了。要融入这样的文化环境,没有特定人脉关系与资本铺垫,恰恰又是玩不转的。而在那样的二三线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文化环境又是局促逼仄的,会让习惯大城市文化氛围的年轻人很觉得很孤单。

  中国城市之间的最大差距,很可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很多人留守在一线城市,尽管遭受着经济压力,但是,文化却又能提供出一种无法替代精神疗治。这种文化还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馆、博物馆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更多在于这些城市里面聚合着大量拥有共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这一切,都提供出强大的文化辐射,来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免于沉陷在精神荒漠。现代公民是理性经济人,但也需要呼吸文化源头活水而生存。而面对“文化围城”,无数年轻人只能在逃离与复归中困顿焦虑。

2012年02月17日 - 单士兵 - 大地微凉:手艺的漂泊

 
(《2011中国年度杂文》,杂文选刊刘成信 王芳主编,漓江出版社)

北大会商学生,我们会商北大

                          单士兵

    “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北大。的确,曾经有太多思想光泽,让北大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符号。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令人内心激荡的北大传统,现在已经笼罩着沉厚的暗影,让这片天地原本充满自由与个性的空气越发稀薄。

  这样的空洞与压抑,最近就聚焦于“北大将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这件事上。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表示,主要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无疑,“会商”这个语词透露的“调整、统一、控制”意味不言自明。面对北大会商学生,网上也迅速掀起质疑北大的舆论风潮。

  “北大,已经不是以往的北大”,这是网友的沉痛叹息。其实,这些年有关北大传统沦陷,精神不断矮化的事情层出不断,一次次激起有关北大精神坍塌的讨论。只不过,北大根本不愿意正视精神思想的泥沙俱下,特别是一次次高居大学排行榜之首,让北大越发傲慢与偏见,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越来越远。

  在这样背景下,出现北大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也就不值得奇怪了。尽管北大此举引发巨大争议,多数学生并不认同,但媒体报道说,竟然有北大学生如此表示支持—— “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如果北大从上至下真的都走到不能接受批评意见的地步,毫不讳言地说,北大传统必将彻底坍塌,那些所谓的天子骄子只能生活在精神的废墟上。

  关于北大传统,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傅斯年这些北大校长们曾经做过太多表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仅以蔡元培这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就把自由主义是北大传统说清透了。不过,我更喜欢的还是同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对学生发出的那句激情吁请——“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这是极其强调个性教育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说过的话。他还描述过北大当年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教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面对这样生动的场景,真的不知道现在北大那些要把偏激学生“送到疯人院”的干部与学生会不会一脸羞惭,知道那是北大在上演精神传统沦丧的挽歌。

  北大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会商,说到底,就是扼杀个性自由,戕害独立人格。在北大学工部那位副部长看来,“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就可以被界定为“思想偏激”。这种官场思维与数字逻辑实在令人震惊,难道说涨“两毛”就属于偏激,到“五毛”就属于不偏激吗?呜呼,真是令人无话可说。这里只想向北大师生,特别是那些表示要把思想偏激的同学“送到疯人院”的学生推荐两部老电影——《飞越疯人院》与《肖申克的救赎》。

  宽泛地讲,这两部电影里都是在说逃离挣脱束缚去追求自由人性的故事。不论是被飞越的疯人院,还是肖申克逃脱的监狱,都曾被赋予太多体制秩序的隐喻。《时代》周刊对称《飞越疯人院》的评价是“是向体面阶级社会的陈规以及支持这些陈规的看不见的统治者发出的愤怒抗议”;而《肖申克的救赎》里面主人公被错判入狱的安迪没有像狱友那样“适应”看似绝望的生活,他相信“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北大会商学生,我们会商北大。如果现在北大还要会商,不妨就去会商一下自己如何“飞越疯人院”吧。就像电影《飞越疯人院》的主题歌唱得那样:“你是否需要力量抵抗这疯人院/和我一起飞越这疯人院……”学者刘军宁曾说,“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 悲哀的是,曾经为别人争取自由的北大,现在竟然沦落到要别人为它争取自由了。

2012年02月17日 - 单士兵 - 大地微凉:手艺的漂泊

 
(《博文》,郑纳新主编,漓江出版社。《美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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