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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微凉:手艺的漂泊

回不去了,我那并不自由的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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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兵,生于上世纪70年代后,江苏淮安人,做过高中语文教师,后供职于南京、长沙、重庆等地媒体。 本博客皆为个人原创文章,保留版权,转载请告知。 电子邮箱:mysoldier@vip.sohu.net QQ:89627547(工作事宜,闲聊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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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罢运”是怎样的“制度陷阱”   

2008-11-26 18:40: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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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重庆的出租罢运,似乎有着巨大的传染功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又有一些地方出租、长途等客运司机撂挑子不干了。现在,贵州则选择未雨绸缪,在急吼吼地出台制度,拟规定客运经营者及从业者不得罢运。(11月26日《贵州都市报》)

前阵子陆续发生的罢运事件,社会影响很大,让一些地方政府觉得自身形象大为受损。事实上,对相关事件的处理,也让公众深切体会到罢运两个字背后的“敏感”。从根本上解决罢运问题,包括打破市场垄断、降低份儿钱、打击黑车等等,当然也得依靠制度进行正义传递。但是,贵州的制度选择,却落在“不得罢运”这样生硬机械的层面,委实令人意外与遗憾。

以制度来界定客运经营者的责任,有一个最起码的前提,就是这样的制度,首先得满足程序正义的前提。简单地说,就是这个制度的出台,不能是基于话语权垄断之下的产物,而是民意充分参与博弈的产物。事实上,罢运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暴露了既往在相关制度设计上,政府、运营公司、司机三者话语权博弈的不平等。而各地解决罢运事件,最终也还是回到良性的谈判机制上来。由此不难想象,如果只是由地方政府一纸公文来规定“不得罢运”,这样缺乏程序正义的制度,自然也难以产生激励效应,最终要么沦文一张废纸,要么形成权力的更多非理性制造。

诚如学者钱永祥所说,“落实政治理性,不外乎就是让政治本身产生一个说理的动力,让权力承认说理的必要性。制度上,这要依赖公共领域。观念上,这需要将政治带向公共化的方向。” 对于罢运事件,政府必须认识到,市场垄断之下的那种客运特许经营体制积弊,已经损害到市场的自由竞争与健康发展,造成对特定群体的过度剥夺。如果不能真正构建基于各方利益平衡基础之上的制度框架,仅仅由权力或者资本的自说自话,就算叫破喉咙让司机“不得罢运”,恐怕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偏离公共化的制度,注定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罢运肯定不是好事情。但是,以权力意志简单的硬性规定“不得罢硬”,也肯定不能就把事情办好。转型期政府,面对种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当然要为自身行为寻求合法化的语境。但是,政府权力自由与个人行为自由一样,也还是要满足“等度自由”的需要——使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都能够得到平等自由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政府才无法为与民争利行为找到合法化依据,也不会变成特定利益集团福利最大化的工具,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才能处于均衡格局。类似罢运这样的事件,才会被真正遏制。

那么,像“不得罢运”这样生硬的非理性制度,为何会有寄生的土壤呢?在我看来,这与两种错位力量的推动有关——一方面,在法律对罢工权利缺乏界定的语境下,对罢运问题实质认知,无法真正 “脱敏”,容易陷于错位,使相关问题的解决掉入了“钱穆制度陷阱”,使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造成前后矛盾;另外一方面,就像韦伯论述过的那种权力科层原理,即为执行上级官员下达的各项目标所支付的努力的最小化。在“努力最小化”的官场行为模式下,问题只会被推向更低层级的官员,形成“踢皮球”的办公样式。

是的,就是这两种错位力量,制造了“不得罢运”的非理性制度。“制度陷阱”一旦设下,接下来,谁再掉进去,都会变成基层警察眼中的“不法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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